那一年我16岁。
雨下得很大。
我站在医院的走廊里，浑身湿透，水珠顺着发梢滴落，在地板上积成一滩。
走廊的灯光惨白，刺得人眼睛发疼。
消毒水的气味钻进鼻腔，混合着雨水的腥气，令人作呕。
姐姐坐在长椅上，低着头，手指紧紧绞在一起，指节泛白。她的肩膀微微颤抖，但没发出一点声音。
“姐……”我喊了她一声，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
她没抬头，只是轻轻“嗯”了一声，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医生走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结果了。他那表情太明显了——那种带着歉意的、职业化的平静。他说了很多话，我听不懂，但我只听清了一句。
“很遗憾，抢救无效。”
姐姐的肩膀猛地一颤，终于抬起头。
她的眼眶通红，却没有眼泪。
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缓缓站起来，走向了走廊尽头的病房。
我站在原地，没跟上去。
母亲的后事办得很简单。
毕竟她亲戚不太多，父亲那边的亲人早在我们十岁那年就断了联系。
葬礼那天，只有几个邻居和母亲的熟人来了，他们说了些客套话，放下白包，然后匆匆离开。
姐姐站在墓碑前，一动不动。
她穿着黑色的连衣裙，瘦得像是能被风吹走。
我站在她身后半步，盯着墓碑上母亲的照片。
她笑得那么温柔，和记忆中一模一样。
“一鸣。”姐姐忽然开口，声音很轻。
“嗯。”
“以后……就我们两个了。”
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尽管她看不见。
保险金够我们过几年，姐姐没提我自己的事，她只是默默地调整了自己的工作时间，从早到晚，几乎见不到人影。
我依旧每天上学，晚上九点才能回家。
推开门的时候，屋里通常是黑的，只有厨房的灯亮着，姐姐会给我留饭，用保鲜膜包好，放在桌上。
偶尔，我能听到她房间里传来轻微的动静，知道她还没睡，但我不会去打扰她。
我们很少说话。
直到那天晚上。
我回家的时候，发现客厅的灯亮着。
姐姐坐在沙发上，面前摆着一瓶喝了一半的酒。
她的脸颊泛红，眼神有些涣散，看到我进门，微微抬了抬头。
“你回来了。”她笑了笑，声音软软的，和平时不一样。
我皱了皱眉，放下书包：“你喝酒了？”
“嗯……一点点。”她歪着头，眼神飘忽，“今天发工资，庆祝一下。”
我走过去，拿起酒瓶看了一眼，度数不低，她喝得绝对不止一点点。
“别喝了。”我伸手想拿走瓶子，她却突然抓住我的手腕。
她的手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