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星河笑了：“那就叫它《回声》吧。”
筹备就此展开。吴穹负责技术整合，开发一种新型算法，能将非影像素材转化为视觉语言；普周联络各地节点，征集原始材料；方星河起草剧本框架，以“记忆的旅程”为主线，串联七段代表性传承故事。
而阿?，则开始录制旁白。
她不用稿子，只凭心述。她说起母亲如何在暴风雨夜藏起胶片，说起陈砚秋如何在一堂语文课里埋下自由的种子，说起那个六岁男孩画下的“回家”，说起风吹过核桃树时发出的呜咽。
她说：“我不是导演，也不是编剧。我只是一个信使。我把别人交给我的光，递给你。”
拍摄过程本身就是仪式。他们在云南的梯田架设移动摄影机，用稻穗摆出《播种》首映日的日期；在西藏冰川前点燃火把，模拟当年放映员徒步送片的路线；在新疆沙漠中铺展千米长卷，由百名志愿者共同誊写《播种》全本台词。
最动人的一幕发生在青海湖边。数百名志愿者围成圆圈，每人手持一面镜子，按照特定角度排列。正午时分，阳光被精准反射至空中一点，形成一道悬浮的光柱，宛如通天之梯。
“这是‘光的纪念碑’。”阿?站在中心，仰头望着那束凝聚的辉芒，“它不需要石头，不需要铭文。它只需要太阳和人心。”
影片完成后，他们并未选择院线上映。而是将其编码为一段可自我复制的数据包，嵌入全球数百个开源平台、公共广播频率、甚至气象卫星的传输信号中。
“让它自己走。”吴穹说，“像风一样。”
一个月后，世界各地陆续出现异常现象：日本东京地铁站的广告屏突然播放《回声》片段；巴西贫民窟的涂鸦墙上浮现电影分镜；挪威极光观测站记录到一组奇特电磁波动，经解码竟是影片配乐的前奏。
审查机构试图封锁，却发现无法定位源头。因为这部电影，早已不存在于任何一个服务器，而是分散在数十万人的本地存储中，随时准备被唤醒。
沈知遥最后一次广播，只说了两句话：
>“今天，第七颗种子发芽了。”
>
>“这一次，它长成了森林。”
多年后，当新一代年轻人在课堂上讨论“什么是真实艺术”时，老师播放了一段模糊的老录像：七个模糊身影站在雪山下，手中举着一台老旧放映机，光影投射在岩壁上，映出一个奔跑的小女孩。
“这是谁？”学生问。
老师微笑：“他们是曾经消失的人。但他们教会我们一件事??
**当你为他人记住某件事时，你就成了艺术本身。**”
而在遥远的滇藏边境，那棵老核桃树愈发繁茂。每年春天，总有孩子在树下发现新的铁盒，里面装着手抄的故事、蜡笔画的地图、或是录满歌声的旧磁带。
没有人知道是谁放的。
但大家都相信，那是风带来的礼物。
车轮依旧滚滚向前。
阿?坐在副驾，望着前方蜿蜒的道路。
她手中那枚铜纽扣，依然贴着掌心，温润如初。
她知道，旅途永无终点。
因为他们所行之路，正是记忆苏醒的脉搏。
每一次心跳，都在说：
我还在这里。
我们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