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魏明兄妹来到香港,还没出机场魏红就要拉着哥哥去老鬼家。
实际她是为了把魏明带到阿敏身边,结果魏明对她道:“我在香港买房子了,还是去那里住吧。”
阿龙过来接他们,同时带来了新房的钥匙。。。
雨是夜里停的。天边刚透出青灰,泉州展馆外已有老人提着保温饭盒排队等候。他们不说话,只是安静地站着,像在等待某种仪式的开始。门一开,便有人捧着相框进来,里头夹着泛黄的工作证;有人拎着铁皮饼干桶,打开后全是工龄奖章和劳模证书;还有一个拄拐的老太太,颤巍巍从怀里掏出一张1983年的结婚登记照??背景是纺织厂大门,她穿着蓝布衫,丈夫戴着安全帽,两人笑得拘谨而明亮。
“那时候厂里组织集体婚礼,”她低声对工作人员说,“我们连婚纱都没见过,可觉得特别体面。后来下岗了,这照片就不敢拿出来给人看,怕人笑话穷开心。”
孟波正在整理昨夜抢救回来的展品。那场暴雨虽短,却让几页手稿边缘洇了水迹。他小心地将它们摊在通风处晾干,目光落在其中一页上:王秀英写的那段话被水晕染了一角,“到底算不算数”几个字模糊不清。他心头一紧,立刻取来扫描仪,一页页录入电子档案。他知道,这些纸张比钢筋还重,它们承载的不是记忆,是一个个曾被碾碎又重新拾起的尊严。
上午九点,第一位参观者进来了。是个穿校服的女孩,背着书包,手里攥着一张打印纸。她在墙前站了很久,终于踮起脚,把那张纸贴在“写下你的故事”区域中央。
纸上是一封信:
**“外婆:
今天我替您写了名字。您走的时候我没哭,因为大人说‘老人走了是解脱’。可我现在才知道,您解脱的,是我们从没问过您累不累。
您在缝纫机前弯了三十年腰,退休金每月八百六。临终前半个月还在帮邻居改裤子赚十块钱。医生说您脊椎变形严重,可您总说‘还能动,就不能闲着’。
昨天老师放了《清晨的第一声》,我听见一个阿姨说‘我想问一句,当年我们拼命干,到底算不算数?’我坐在教室里哭了。
外婆,您也算数。我给您报了名参加‘补名行动’,您的名字会刻进城市记忆公园的碑文里吗?如果可以,请告诉我,我想去献一朵白菊。”**
落款写着:林小满,13岁,泉州七中初一(2)班。
孟波站在不远处,眼眶发热。他认得这个项目??“补名行动”是他三个月前联合民政部门发起的公益计划,旨在为未曾留下记录的普通劳动者建立数字纪念碑。目前已有两万三千余人提交申请,审核通过的姓名将镌刻于各地新建的文化广场浮雕墙上。
他走过去轻声问:“你愿意接受采访吗?”
女孩摇头:“我不需要出名。我只是想让外婆的名字被人念一次。”
当天中午,这段视频上传至项目官微,配文仅一行字:“有些名字,等了四十年才被呼唤。”十二小时内转发超百万。有网友留言:“我奶奶也是纺织工,我能替她报名吗?”有人附上父母的老照片:“他们一辈子没评过先进,但他们值得被记住。”
下午三点,两名男子走进展厅。一个五十多岁,西装笔挺;另一个年轻些,戴眼镜,拎着公文包。前者在一面展板前停下,那是赵桂香的照片与焊工证复制品。他盯着看了许久,忽然转身对孟波说:“我是原第一重型机械厂人事科副科长,张立新。”
孟波一怔。
“我不是来辩解的,”张立新声音低沉,“我是来交东西的。”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一份手写名单,共一百零七人,全是1997年第一批下岗职工中未领取安置费的女工。“当时政策要求自愿签署离职协议,但有些人不懂流程,或者被误导说‘先签字才能安排再就业培训’。结果钱没拿到,工作也没影儿。这份名单我一直留着,每年清明都会看一遍。”
他顿了顿,喉结滚动:“我知道你们不收道歉,所以我只带来事实。这些人里,有六个已经去世,三个失联。剩下的,能不能帮她们补办手续?哪怕迟了二十五年。”
孟波接过名单,手指微微发抖。这不是文件,是一份沉甸甸的忏悔录,也是一个体制内小人物良知的觉醒。
“我们会联系民政和社保部门推动核查。”他说,“但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看见这份名单背后的故事。”
傍晚时分,一位身穿维吾尔族传统长裙的年轻女子来到乌鲁木齐站。她带来一幅刺绣,图案是一位戴着安全帽的母亲牵着孩子走过工地大门,下方用汉语和维吾尔语双语绣着一句话:**“妈妈的手很粗糙,但她为我撑起一片天。”**
她是热比娅的孙女阿依古丽,在师范大学读大三。她说:“奶奶昨天晚上第一次跟我讲她的事。她说她曾经以为自己是个失败者,直到看到展览上的那句话??‘我不是废物,我是劳模’。她哭了整整一夜。”
她请求将自己的刺绣挂在祖母奖状旁边。“我希望将来我的学生也能看到它。不是为了同情,而是为了懂得:每一个平凡的母亲,都可能是时代的英雄。”
与此同时,贵阳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那位曾在电子厂打工、递上旧工卡的女工刘玉芬,几天后带着十几个姐妹回来了。她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本笔记本,封面写着:“我的流水线日记”。
“我们商量了一晚上,”刘玉芬说,“决定不再只贴一张卡。我们要写下那些年的事??高温车间没有风扇,怀孕了也不敢请假,组长半夜敲宿舍门……还有姐妹跳楼那天,全厂沉默得像坟地。”
她们当场摊开本子,一笔一划誊抄进展览留言册。有位姑娘写着写着嚎啕大哭:“我妈说我命不好,嫁错人、生错时代。可我现在明白了,不是我命不好,是我们都被当成消耗品!”
当晚,孟波接到贵州省妇联电话:“你们唤醒的不只是记忆,是女性自我认知的觉醒。我们准备联合发起‘工龄认证援助计划’,帮助那些因企业倒闭而无法证明劳动年限的妇女申领养老待遇。”
他挂掉电话,翻出田甜的采访录像。画面中的她坐在出租屋里,怀里抱着女儿,语气平静:“我最怕的不是加班,是孩子长大后问我??妈妈为什么总是疲惫?我会不会说,因为你出生在一个需要母亲燃烧自己照亮未来的年代?”
此刻,这句话正被一位北京高中生抄在作文本上。她的语文老师布置了题目:《谁该被写进教科书》。她在文中写道:“课本里有科学家、运动员、革命烈士,却没有我外婆这样的纺织女工,没有楼下修车铺那位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的阿姨。她们不是伟人,但她们支撑了一个时代的运转。如果历史只记得胜利者,那我们就永远学不会尊重普通人。”
这篇文章后来获得全国中学生征文一等奖。颁奖礼上,女孩当众朗读全文,台下多位教育专家悄然拭泪。
而在遥远的新疆建设兵团,李桂兰的信引发了连锁反应。几位老兵子女自发组建“口述史采集队”,骑着摩托车深入戈壁滩,寻找散居的老垦荒队员。短短两周,收集到八十三段录音、四十六张老照片。一位91岁的老护士含泪讲述:“冬天接生,产房没暖气,我把热水瓶塞进产妇腋下。孩子生下来活了,我自己冻坏了手指……可那时候不能喊苦,喊苦就是思想落后。”
这些材料全部寄给了孟波。他在剪辑新片《她们未曾开口的四十四年》时,特意加入一段黑白动画:一群模糊的身影在风雪中推车、挖渠、抱柴火,镜头缓缓拉远,化作大地上的经纬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