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晔曾诬陷尚书令陈矫专权，陈矫很害怕，把这事告诉儿子陈骞。陈骞说：“皇上圣明，您是朝廷大臣，就算和皇上意见不合，最多也就是当不了三公罢了。”几天后，魏明帝果然消了气。
尚书郎廉昭因有才干受宠，他专爱挑群臣的小毛病来讨好皇上。黄门侍郎杜恕上书说：“我看到廉昭弹劾左丞曹璠，说他处理刑罚时没按诏书办，还说‘其他该治罪的人另奏’。尚书令陈矫自己上奏，说不敢推辞惩罚，也不敢辩解，言辞恳切。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
古代帝王能治理国家、安抚百姓，是因为既得百姓民心，又让群臣尽心效力。如今陛下为国事操劳到深夜，可政务仍有疏漏，法纪日渐松弛。究其原因，不只是臣子不尽忠，也是君主没让他们发挥才能。就像百里奚在虞国时看似愚钝，到秦国却很明智；豫让在中行氏时苟且偷生，到智伯门下却坚守气节，这都是古人的明证。
如果陛下觉得现在没贤才、朝廷缺辅佐，难道要空追稷、契的足迹，坐等未来的俊才吗？现在所谓的贤者，都做大官、享厚禄了，但他们忠君的节操未立，为公的心思不专，是因为委任职责不明确，加上世俗忌讳太多。我认为忠臣不一定是亲信，亲信也不一定忠诚。现在有疏远的臣子批评人，陛下就怀疑他公报私仇；称赞人，又怀疑他偏爱亲友。身边人趁机进谗言，让疏远的臣子不敢说真话，连政事得失都要避嫌。
陛下该想想如何让朝臣敞开心扉，鼓励他们坚守道义，让他们能像古人一样名垂青史，而不是让廉昭这样的人搅乱朝纲。我担心大臣们以后会只求保全官位，坐观成败，这会给后世留下坏榜样。
从前周公告诫鲁侯：‘不要让大臣抱怨不被任用。’意思是不贤能就不能当大臣，当了大臣就不能不任用。《尚书》列举舜的功绩，说他除掉‘西凶’，没说不管罪大小都除掉。现在朝臣不觉得自己没能力，反觉得是陛下不任用；不觉得自己无知，反觉得是陛下不询问。
陛下何不学周公用人、舜除奸的做法，让侍中、尚书们随侍左右，当面回答诏问，各自陈述才能，这样群臣的品行就能知晓，有能力的晋升，庸碌的辞退，谁敢敷衍塞责？以陛下的圣明，亲自和群臣讨论政事，让他们各尽其言，贤愚优劣一目了然，何愁事情办不成？
每次有军事行动，诏书总说‘谁该担此忧？我自己担！’最近又说‘说忧公忘私的人未必真这样，但先公后私就能办好’。我读了诏书，知道陛谅下情，但也奇怪陛下为何不治本而顾末。人的能力本有差异，我也觉得有些朝臣不称职。明君用人，是让有能者尽力，无能者不居其位。选拔错人未必有罪，但满朝都容忍不称职的人，才是怪事！
陛下知道臣子不尽力，却替他们担责；知道他们无能，却教他们做事，这不仅是主劳臣逸，就算圣贤在世，也不能这么治国！陛下还担心尚书台禁令不密、请托不断，于是制定迎客出入制度，让坏官吏守宫门，这根本没抓到要害。
以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无罪的侄子，就被纷纷弹劾；如今司隶校尉孔羡征召大将军狂悖的弟弟，有关部门却沉默不语，甚至迎合意旨，这比受人请托更过分，是选拔不实啊！窦嘉不过是受宠的亲戚，郭躬也非社稷重臣，尚且如此，如今更甚，只是陛下没严格执行惩罚、杜绝结党罢了。所谓的出入制度和坏吏守门，都不是治国的根本。
如果我的话能被陛下采纳，何愁奸佞不除，何必养着廉昭这样的人？揭发奸邪本是忠事，但世人讨厌小人做这事，是因为他们不顾道理、只求进身。如果陛下不考察事情原委，把违逆众人当奉公，把密告当尽忠，难道通人大才做不到这些吗？只是他们顾全道理而不愿做罢了。若天下人都背道趋利，那是君主最担忧的，陛下又有什么乐趣呢？”
杜恕是杜畿的儿子。
魏明帝有次突然到尚书台门口，陈矫跪下问：“陛下要去哪？”明帝说：“想看看文书。”陈矫说：“这是我的职责，陛下不该亲自处理。如果我不称职，就请罢免我，陛下还是回去吧。”明帝羞愧，回车返回。
明帝曾问陈矫：“司马懿忠贞，可算社稷之臣吗？”陈矫说：“他是朝廷所仰望的，但能否保社稷，我就不知道了。”
吴国陆逊带兵进攻庐江，有人建议速救。满宠说：“庐江虽小，但将领精、士兵强，能坚守。而且敌军舍船步行二百里来攻，后路空虚，我们巴不得他们来，现在应让他们深入，只怕他们跑了追不上。”于是整军开往杨宜口，吴军听说后连夜逃走。
当时吴国年年有进攻计划，满宠上疏说：“合肥城南临江湖，北离寿春远，敌军围攻时可凭水势，我军救援却要先破敌主力。敌军来容易，我军救难，不如把城内兵西移三十里，依险建新城固守，这是引敌到平地、断其归路，是好计策。”
护军将军蒋济反对：“这是向天下示弱，而且望见敌军烟火就毁城，等于未攻先退，会让敌军抢掠无度，淮北都难守。”明帝没同意。
满宠再上表：“孙子说‘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以利骄敌，以势慑敌’，这是说表象和实力不必一致。又说‘善动敌者形之’。现在敌军未到就移城，是用假象诱敌。引敌远离水域，择机而动，外部取胜，内部获利。”尚书赵咨支持满宠，明帝最终同意。
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壬子年）正月甲申，摩陂井中出现“青龙”，二月明帝去摩陂观龙，改年号为“青龙”。
公孙渊派宿舒、孙综向吴国上表称臣，孙权大喜，大赦天下。三月，孙权派张弥、许晏、贺达率万人，带着金银珠宝和九锡之物，渡海封公孙渊为燕王。从顾雍以下的大臣都劝谏：“公孙渊不可信，恩宠太厚，派官吏士兵护送宿舒、孙综就行。”孙权不听。
张昭说：“公孙渊背叛魏国怕被讨伐，才远来求援，并非本意。若他变心向魏表忠心，我们的使者回不来，岂不让天下人笑话？”孙权反复反驳，张昭劝谏更急切。孙权大怒，按刀说：“吴国士人入宫拜我，出宫拜你，我敬你够到位了，你却多次当众反驳我，我怕自己忍不住！”
张昭盯着孙权说：“我明知言不用却竭尽忠言，是因为太后临终时把我叫到床边，遗诏顾命的话还在耳边。”说着泪流满面。孙权把刀扔在地上，和他对哭，但还是派张弥、许晏去了。张昭气自己的话不被听，称病不上朝。孙权恨他，用土堵他家门，张昭就在门内也用土封死。
夏天五月戊寅日，北海王曹蕤去世。
闰月庚寅初一，发生日食。
六月，洛阳宫里的鞠室（古代踢球的场所）失火。
鲜卑首领轲比能诱骗原本归附魏国的鲜卑人步度根，和他结为亲家，还亲自率领一万骑兵到陉北迎接步度根的家眷和物资。并州刺史毕轨上奏说要出兵，对外震慑轲比能，对内安抚步度根。魏明帝看了奏表后说：“步度根己经被轲比能拉拢，心里肯定有疑虑。现在毕轨要是出兵，一定不要越过边塞，跨过句注山。”但诏书还没送到，毕轨就己经进军到阴馆驻扎，还派将军苏尚、董弼去追击鲜卑人。轲比能派儿子率一千多骑兵迎接步度根的部落，和苏尚、董弼在楼烦相遇交战，结果苏尚、董弼战死，步度根和泄归泥的部落都背叛魏国逃到塞外，和轲比能一起侵犯边境。魏明帝派骁骑将军秦朗率领中军去讨伐，轲比能逃到沙漠以北，泄归泥则带着自己的部众前来投降。不久后，步度根被轲比能杀害。
公孙渊觉得吴国离得太远，靠不住，就把孙权派来的张弥、许晏等人斩首，把首级送到洛阳，还没收了他们带来的士兵、物资和珍宝。冬天十二月，魏明帝下诏封公孙渊为大司马、乐浪公。孙权听说后，气得大喊：“我六十岁了，什么难事儿没经历过！最近却被公孙渊这个小子耍得团团转，实在太气人了！不砍下这小子的头扔到海里，我都没脸再治理国家！就算因此遭遇危险，我也不后悔！”
陆逊上书劝孙权：“陛下您英明神武，顺应天命，在乌林打败曹操，在西陵击败刘备，在荆州擒获关羽。这三个人都是当世豪杰，却都败在您手里。您的教化所到之处，百姓纷纷归附，现在正要平定天下，统一大业。可您不能因为一时生气，就大发雷霆，不顾危险，轻视自己的安危，这我实在想不通。我听说，要走万里路的人不会中途停下脚步，要统一天下的人不会因小事损害大局。现在强敌还在边境，远方的部族也未完全臣服，陛下要是乘船远征，一定会出问题，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如果国家大事进展顺利，公孙渊不用讨伐也会自己归服。您何必为了辽东那点人和马，放弃江东的根本大业呢！”
尚书仆射薛综也上书说：“以前汉元帝想乘船，薛广德宁愿用脖子上的血染红车驾来劝阻。为什么呢？因为水上的危险太大，不适合帝王冒险。现在辽东是个小地方，城墙不坚固，也没什么防御手段，武器简陋，管理混乱，我们去了肯定能取胜，这确实像陛下您说的。但那里土地贫瘠寒冷，种不了粮食，百姓习惯骑马，经常迁徙。我们大军一到，他们自知打不过，肯定西散逃跑，到时候连个人影都见不到，就算占了地也守不住，这是不能去的第一个原因。而且海上风浪大，还有成山的险关，海上航行危险多，一旦出事，就算有尧、舜的智慧，孟贲、夏育的勇猛，也派不上用场，这是第二个原因。此外，海上常常大雾弥漫，海水湿气重，人很容易得肿病，还会互相传染，出海的人很少不生病的，这是第三个原因。陛下您是上天选定的圣明君主，应该抓住时机平定叛乱，让百姓安居乐业。现在大敌将灭，天下即将安定，您却放弃稳妥的计划，去冒险，这不是治国的好办法，也是自古以来都没发生过的事，这让大臣们忧心忡忡，吃不好、睡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