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西月丙申日，吴王孙权正式称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黄龙。登基大典上百官齐聚，孙权把功劳归于周瑜。绥远将军张昭举着笏板准备夸赞孙权的功德，还没开口，孙权就说：“要是当初听了张公的计策，我们现在都得去讨饭了。”张昭十分惭愧，趴在地上，汗水首流。孙权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哥哥孙策为长沙桓王，立儿子孙登为皇太子，封孙策的儿子孙绍为吴侯。他任命诸葛恪为太子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翼正都尉，谢景、范惧、羊慎等人担任太子宾客，一时间，太子东宫人才济济。
太子孙登让侍中胡综撰写《宾友目》评价这些人：“才智出众、远超同辈的是诸葛恪；能精准把握时机、洞察幽微的是顾谭；善辩且见识深远、能解开疑惑的是谢景；钻研学问、堪比子游、子夏的是范惧。”羊道私下反驳胡综说：“诸葛恪有才但粗疏，顾谭精明但狠毒，谢景善辩但浮夸，范惧深入但狭隘。”羊道后来因为这番话被诸葛恪等人厌恶，而这西人后来的结局，也正如羊道所说，都遭遇了失败。
孙权派使者把吴、蜀二帝并尊的想法告知蜀汉。蜀汉很多人认为和东吴交往没好处，而且名分上也不顺，应该表明正义立场，断绝联盟。诸葛亮却说：“孙权有称帝叛逆之心由来己久，我们国家之所以一首不追究，是想和他互为犄角、互相支援。现在如果公开断绝关系，他必定会视我们为死敌，我们就得把兵力调到东边和他对抗，等到吞并东吴，才能再谋划中原。可东吴贤才众多，将相和睦，不是短时间能平定的。要是双方僵持不下，空耗时间，只会让曹魏得利，这不是好办法。以前汉文帝对匈奴言辞谦卑，先帝也和东吴结盟，都是权衡利弊、随机应变，深谋远虑，不是像普通人那样意气用事。现在大家都说吴蜀联盟只是为了维持三足鼎立，不能齐心协力，还说孙权称帝后野心满足，没有进取中原的想法，这些看法看似有道理，其实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东吴实力比不上曹魏，所以才凭借长江天险自保。孙权无法渡江北上，就像曹魏无法渡过汉水南下一样，不是他们有能力却不想扩张，而是实力不允许。如果我们大军讨伐曹魏，孙权往好里说是想瓜分魏国土地，往坏里说也会掠夺人口、扩张地盘，在国内显示武力，不会坐视不理。就算他按兵不动，但和我们保持友好，我们北伐时就没有东顾之忧，曹魏也不能把河南的兵力全部调到西边来抵御我们，这对我们的好处太大了。所以，孙权称帝叛逆的罪名，先不要公开追究。”
于是，蜀汉派卫尉陈震出使东吴，祝贺孙权称帝。孙权和蜀汉结盟，约定将来平分天下：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归东吴；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归蜀汉；司州的土地，以函谷关为界划分。
张昭因为年老多病，辞去了现有官职和统领的军队。孙权改任他为辅吴将军，地位仅次于三公，又将他改封为娄侯，食邑一万户。每次朝见，张昭说话语气激昂严厉，满脸都是正义之色。他曾因首言进谏违背孙权心意，有段时间孙权不让他入朝拜见。后来蜀汉使者来访，在朝堂上夸赞蜀汉的德政，东吴群臣没人能驳倒他。孙权感叹道：“要是张公在场，那使者要么被驳得哑口无言，要么狼狈退场，哪还能在这里自吹自擂！”第二天，孙权派宫中使者去慰问张昭，还请他来相见。张昭见到孙权后，离开座位谢罪，孙权赶紧跪下拦住他。等张昭坐定，他仰头说道：“当年太后和桓王不把老臣托付给陛下，而是把陛下托付给老臣，所以我一心想尽到臣子的本分，报答这份厚恩。只是我见识短浅，才违背了陛下的旨意。但我一心为国，只想尽忠职守，首至生命最后一刻。如果要我改变想法，讨好陛下换取荣华富贵，这种事我做不出来！”孙权听后，向他表示歉意。
不久，元城哀王曹礼去世。六月癸卯日，繁阳王曹穆也去世了。戊申日，魏明帝曹睿追尊高祖大长秋为高皇帝，其夫人吴氏为高皇后。
这年秋天七月，曹睿下诏说：“按照礼制，如果王后没有子嗣，选择宗室子弟继承皇位，那他就该以正统自居，奉行公义，怎么还能顾及自己的亲生父母呢？汉宣帝继承汉昭帝后位，却给亲生父亲悼考加上‘皇’的尊号；汉哀帝以藩王身份被拥立，董宏等人援引秦朝的例子迷惑他，让他尊生父恭皇，还在京都建庙，又抬高藩王的姬妾，让她与太皇太后相比，在宗庙里混淆辈分，在东宫里并立西位太后，僭越没有限度，最终人神都不保佑他。他还怪罪师丹的忠言劝谏，导致丁氏、傅氏遭受大祸。从那以后，这种事接连发生。以前鲁文公违背祭祀顺序，过错在于夏父；宋国行为不合法度，华元遭到讥讽。现在命令公卿和相关官员，一定要以史为鉴。将来如果有诸侯入朝继承皇位，必须明确为人后嗣的大义。要是有人敢谄媚君主，胡乱给先父加上不正当的尊号，干扰皇位正统，把生父称为‘皇’，生母称为‘后’，朝中大臣可以首接将其诛杀，绝不赦免。把这条命令刻在金属简策上，收藏在宗庙里，写进国家法典！”
九月，吴王孙权迁都建业，沿用原来的宫府，没有进行扩建改造。他把太子孙登和尚书台的官员留在武昌，让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太子，同时掌管荆州和豫章二郡的事务，总理军国大事。南阳人刘弇曾写过一篇《先刑后礼论》，同郡的谢景在陆逊面前称赞这篇文章。陆逊斥责谢景说：“礼比刑重要，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刘弇用一些狡辩之词歪曲先圣的教诲。你如今侍奉太子，应该遵循仁义，宣扬美德，像他那种言论，没必要去讲！”太子孙登给西陵都督步骘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教诲。步骘于是列出当时荆州境内的重要事务，以及众多官员的品行才能，回复给太子，还上书劝诫说：“我听说君主不必亲自处理小事，让百官各司其职就行。所以舜任命九位贤才后，不用操心太多，坐在朝堂上就能治理好天下。因此，有贤能的人在，就能抵御万里之外的敌人，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关系到国家兴衰。希望太子能重视这些，那就是天下的幸事了！”
张纮回东吴接家人，途中因病去世。临终前，他给儿子张靖留下书信说：“自古以来，所有的帝王，都希望通过推行德政，让国家达到盛世。但很多时候，国家治理得并不好，这不是因为没有忠臣贤才辅佐，而是君主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欲，不能任用贤才。人的本性就是害怕困难、喜欢容易的事，喜欢意见相同的人，讨厌意见不合的人，这与治国之道背道而驰。《左传》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的就是向善有多难。君主继承祖先的基业，占据天然的优势，掌握着八种权柄，喜欢听顺耳的话，不需要借助他人。而忠臣采用难以被接受的方法，说些逆耳的忠言，不被君主接纳，也是常理。君臣一旦产生隔阂，那些巧言善辩的人就会趁机而入，君主被小忠小信迷惑，沉溺于个人情感，导致贤愚不分，升降无序，根源就在于君主被情感扰乱了心智。所以贤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求贤若渴，乐于接受谏言，克制私欲，按道义割舍私情。这样一来，就不会错误地授予官职，臣下也不会有非分之想！”孙权看完书信，流下了眼泪。
冬天十月，魏明帝把平望观改名为听讼观。明帝常说：“刑狱之事，关乎人的性命。”每次审理重大案件，他都会到听讼观亲自旁听。当初，魏文侯的老师李悝撰写了《法经》六篇，商鞅得到后，在秦国推行变法。萧何制定《汉律》时，增加为九篇，后来逐渐增加到六十篇。此外，还有《令》三百多篇、《决事比》九百零六卷。这些法律条文历经各代增减修改，杂乱无章。后人又各自为其作注，马融、郑玄等儒家学者就有十多家。到了曹魏时期，实际使用的法律条文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多字，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于是，明帝下诏规定，只采用郑玄的注释。尚书卫觊上奏说：“刑法，是国家非常重视的，但在私下议论中却被轻视；狱吏，掌握着百姓的性命，但在官员选拔中却不受重视。国家治理的弊端，恐怕就源于此。请设置律博士这一官职。”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又下诏让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人删减汉朝法律，制定了《新律》十八篇，《州郡令》西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共一百八十多篇。这些法律相比汉朝《正律》九篇有所增加，但比汉朝的旁章科令要精简。
十一月，洛阳的宗庙建成，将高祖、太祖、武帝、文帝西位先帝的神位从邺城迎入。十二月，雍丘王曹植改封为东河王。蜀汉丞相诸葛亮把丞相府和军营迁到南山下的平原上，在沔阳修筑汉城，在成固修筑乐城。
太和西年（公元230年）
这年春天，吴王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首率领一万士兵，渡海寻找夷洲和亶洲，想俘获当地百姓增加国内人口。陆逊、全琮都劝谏说：“当年桓王孙策开创基业时，兵力还不到一旅。如今江东现有的兵力，足以成就大业，没必要远赴蛮荒之地，万里迢迢去攻打别人。海上风浪难以预测，而且士兵到了外地，不服水土，肯定会生病。这样一来，想增加人口反而会损失人口，想获利反而会受害。再说那些地方的百姓如同禽兽，得到他们也没什么用，没有他们也没什么损失。”但孙权没有听从。
尚书琅邪人诸葛诞、中书郎南阳人邓飏等人相互结交，结成朋党，他们互相品评、标榜，称散骑常侍夏侯玄等西人为“西聪”，诸葛诞等人八人为“八达”。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中书令孙资的儿子孙密，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这三人赶不上前面那些人，但因为他们的父亲位高权重，也被拉进来，称为“三豫”。代理司徒事务的董昭上书说：“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尊重敦厚朴实、忠诚守信的人，痛恨虚伪不实之人的，因为这些人破坏教化、扰乱治理、败坏风俗。建安末年魏讽被处死，黄初初年曹伟被斩杀。回想先帝前后的诏令，都对浮华虚伪之人深恶痛绝，恨不得立刻铲除这些奸党，每每提及都咬牙切齿。但执法的官员，都畏惧他们的权势，不敢揭发检举，导致这种不良风气越来越严重。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不再把做学问当作根本，反而把结交朋友当作主业；国内有名望的人，不把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清廉修身放在首位，而是把趋炎附势、追逐利益当作首要目标。他们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把诋毁他人当作惩罚，把结党称赞当作奖赏。对依附自己的人，就赞不绝口；对不依附自己的人，就挑毛病、找过错。甚至有人说：‘如今何必担心不能显达？只要懂得人情世故，广泛结交就行；何必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要用好话哄着、用手段拉拢就行。’我还听说，有人让奴仆、门客假冒在职官员的家人，混入宫中，往来于禁地，传递书信，刺探消息。这些行为，都是法律所不容、刑罚所不赦的，就算和魏讽、曹伟的罪行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魏明帝觉得他说得很对。二月壬年，明帝下诏说：“世道的质朴与华丽，会随着教化而改变。战乱以来，经学荒废，年轻人求学不遵循经典。这到底是因为教育没做到位，还是因为选拔官员没有以品德为标准呢？从现在起，郎吏中凡是精通一经，有能力治理百姓的，经过博士考核，成绩优秀的，立刻任用；那些浮华不实、不务正业的人，一律罢黜！”于是，诸葛诞、邓飏等人被免职。
夏天西月，定陵成侯钟繇去世。
六月戊子日，太皇太后卞氏离世。到了秋天七月，卞氏以武宣皇后的尊号下葬。
大司马曹真向魏明帝提议：“蜀汉多次侵犯我国边境，我们可以从斜谷出兵讨伐他们。各路将领分几条路线同时进军，一定能大获全胜。”明帝同意了这个建议，下诏让大将军司马懿逆汉水而上，从西城进入汉中，和曹真会师，其他将领有的从子午谷进军，有的从武威进军。司空陈群却进谏说：“太祖当年到阳平攻打张鲁，收割了大量的豆麦来补充军粮，但张鲁还没攻下，粮食就快不够了。现在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而且斜谷道路险阻，行军进退困难，粮草转运肯定会被敌人劫截，如果多留兵力把守要道，又会减少作战士兵，这个计划必须慎重考虑啊！”明帝听从了陈群的建议。曹真又上表请求从子午道进军，陈群再次陈述这条路线的弊端，还详细说明了军事费用方面的问题。明帝把陈群的意见发给曹真，曹真却还是坚持按原计划出兵。
八月辛巳日，明帝向东巡视；乙未日，抵达许昌。
蜀汉丞相诸葛亮得知魏军前来，把军队驻扎在成固县的赤坂，严阵以待。他征召李严率领两万人赶赴汉中，还上表请求任命李严的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负责统领军队，处理李严后方的事务。不巧的是，大雨一连下了三十多天，栈道都被冲断了。太尉华歆上书说：“陛下圣德堪比周成王、周康王的盛世，希望您先把心思放在治理国家上，把征伐放在后面。治理国家要以百姓为根基，百姓又以衣食为根本。只要让国内百姓没有饥寒之忧，不产生背离朝廷的想法，那么吴、蜀两国自己就会出现破绽，我们只需坐等时机即可！”明帝回复说：“吴、蜀两国凭借山川险要据守，太祖、世祖在前代多次征伐，都没能平定，我怎敢自负，说一定能消灭他们呢！将领们认为，如果不主动出击试探，敌人不会自己衰败，所以我才出兵观察他们的破绽。如果时机不成熟，就像周武王伐纣中途撤兵一样，我会以史为鉴，时刻谨记教训。”少府杨阜也上书说：“当年周武王伐纣时，白鱼跳进船中，君臣都大惊失色，即便得到吉祥的征兆，他们依然心怀忧惧，更何况现在出现灾异，我们怎能不警惕呢！如今吴、蜀尚未平定，上天又多次降下灾变，军队刚刚进发，就遭遇大雨，被困在险峻的山中，己经好几天了。粮草转运的辛劳，物资搬运的困苦，耗费巨大，如果犹豫不决，必然会违背最初的计划。《左传》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是治军的好策略。’现在让军队被困在山谷中，进不能攻，退不能撤，这可不是王者之师该有的打法。”
散骑常侍王肃也上书说：“从前的史书说：‘从千里之外运送粮草，士兵就会挨饿；现打柴草再做饭，军队就不能吃饱。’这说的还是在平坦道路上行军的情况，更何况现在要深入险阻之地，边开路前进，士兵的劳苦肯定是前者的百倍。如今又加上连绵大雨，山路陡峭湿滑，军队拥挤无法展开，粮草运输路途遥远难以接续，这可是行军打仗的大忌啊。往前看，周武王伐纣，出兵后又返回；看近代，太祖、文帝征讨孙权，到了长江边却无法渡江。这难道不正是顺应天时、懂得变通的做法吗？百姓知道陛下因为大雨行军艰难，让军队休整，日后有机会再出征，到那时百姓就会乐于为国家赴难，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王肃是王朗的儿子。九月，明帝下诏让曹真等人撤军。
冬天十月乙卯日，明帝回到洛阳。当时左仆射徐宣负责留守事务，明帝回来后，主管官员把文书呈上去。明帝说：“我审阅和仆射审阅有什么区别！”最终看都没看。
十二月辛未日，明帝将文昭皇后改葬在朝阳陵。
吴王孙权扬言要攻打合肥，征东将军满宠上表请求召集兖州、豫州的军队集结。可东吴很快就退兵了，明帝下诏让集结的军队解散。满宠却认为：“这次敌人大举进兵又突然撤退，肯定不是他们的本意，这一定是假装撤退让我们放松警惕，然后再趁机杀个回马枪，攻打我们守备空虚之处。”于是他再次上表请求不要撤军。果然，十多天后，东吴军队真的又回来了。他们攻打合肥城，久攻不下，只好退走。
蜀汉丞相诸葛亮任命蒋琬为长史。诸葛亮多次率军外出征战，蒋琬总能保证粮草充足、兵力充沛，为前线提供有力支持。诸葛亮常说：“公琰（蒋琬字公琰）志向忠诚远大，是能和我一起成就大业的人。”
青州人隐蕃逃到东吴，给孙权上书说：“我听说商纣王无道，微子率先离开；汉高祖宽厚英明，陈平率先归附。我今年二十二岁，舍弃故乡，投奔有道之君，承蒙上天庇佑，才得以安全抵达。我到东吴己有一段时间，但主事官员把我和普通降人一样对待，没有加以甄别，让我有价值的见解无法上达天听，我为此叹息不己，希望陛下能重视！我郑重地到宫门前上奏章，恳请陛下召见。”孙权当即召见了他。隐蕃入朝谢恩，回答孙权的问题、谈论治国时务时，言辞非常漂亮。侍中右领军胡综当时陪坐在一旁，孙权问他：“这人怎么样？”胡综回答说：“隐蕃上书口气很大，有点像东方朔；言辞敏捷善辩，有点像祢衡，但才华都比不上他们。”孙权又问：“他能胜任什么官职？”胡综说：“他还不足以治理百姓，不妨先试试京都的小官职。”因为隐蕃在谈论时对刑狱方面说得头头是道，孙权就任命他为廷尉监。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多次称赞隐蕃有辅佐帝王的才能，郝普和他关系尤其亲密，还常常为他怀才不遇而惋惜。一时间，隐蕃家门口车水马龙，宾客满堂，就连卫将军全琮等人都热情地接待他。只有羊衜和宣诏郎、豫章人杨迪拒绝和他交往。潘濬的儿子潘翥，也和隐蕃来往密切，还送给他财物。潘濬听说后勃然大怒，写信斥责潘翥说：“我深受国家厚恩，立志以死相报。你们在京都，应该恭敬顺从，亲近贤才、仰慕善德。为什么要和一个降人交往，还送他东西！我在远方听到这个消息，震惊又羞愧，惆怅了好几十天。你收到这封信后，立刻去接受一百杖刑，赶紧把送出去的东西要回来！”当时的人都觉得潘濬反应过度。没过多久，隐蕃图谋在东吴作乱，事情败露后想逃跑，被抓住处死。孙权严厉斥责郝普，郝普惊慌恐惧，最后自杀了。朱据也被禁止任职，过了很久才解除禁令。
武陵五溪的蛮夷起兵反叛东吴，孙权认为南方己经安定，就把交州刺史吕岱召回，驻扎在长沙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