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却坚持：“胡说，吃了这么多年，之前怎么好好的？”
“……”
祁钊从一开始的抗拒。
逐渐地，学会接受。
因为他很快认识到一个事实：拒绝不会有任何的结果，相反，只会让他浪费掉更多的时间。
何况那时的祁钊也已经学会用氯雷他定、西替利嗪来缓解过敏症状。
简单的换算后。
祁钊认为，相较而言，还是接受更为节省时间。
过敏不是问题。
因为有药物。
反胃不是问题，可以催吐。
更改课题也不是问题，反正祁钊本来就对现有的课题产生厌倦，回国也许会是一个新开始。
如果更改课题可以避免每天在实验室门口见到母亲。
那么祁钊将举双手赞同。
更何况，每一次母亲都会说：“我是你妈，这世界上最爱你的人，难道还会害你不成？”
于是，在这套逻辑下，他接受了更多。
以爱为名义。
祁钊一直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
毕竟在这套逻辑下，他健康生存至生命的第二十九年，马上就要迈入第三十年。
而在这漫长的时间中。
不可否认的是，除了浪费时间以外，这种爱时不时让他感到痛苦与窒息。
不是没有过抑郁，失落的情绪。
偶尔站在高楼上向下眺望时，望着楼下川流不息，蚂蚁一样黑压压的人群，时不时地，也会有难以抑制的焦躁情绪出现。
但从结果上来说，他能够克服所有困境。
二十九年间完成了自己规划好的大部分课题就是证据。
于是开始对此习以为常，并认为爱可能就是这种东西。
浪费时间。
带来过敏。
直到今天。
他站在客厅，看着岑康宁手中的餐盘。
忽然间，祁钊的脑海中涌现出一个也许足以颠覆他人生二十九年过往所有的观点。
—
“我用你的橄榄油煎了三文鱼，但第一次弄，火候可能把控的不太好。”
饭桌上，岑康宁吐了吐舌头，不太好意思地说。
他自然没有告诉祁钊，其实他足足煎坏了三块儿。第一块儿的时候他担心在卫生间的祁钊，火候太过，肉糊了，锅底接触的那一面变得黑漆漆一片，遂扔掉。
第二块儿的时候他有尝试过集中注意力。
可因为太怕煎过头，反而搞得不太熟。
至于第三块儿，纯粹是岑康宁乱用铲子，出锅的时候把鱼肉弄得乱七八糟，实在没有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