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深秋的北京，胡同里的国槐落了满地金黄。林岚（文丽）骑着自行车从学校出来，车筐里装着批改完的算术作业，车把上挂着给孩子们买的糖炒栗子——这是她每天下班的固定行程，熟练得像刻在骨子里。校门口的老槐树底下，几个年轻老师正围着报纸议论，见她过来，教语文的李老师挥着手喊：“文丽老师，快过来！重大消息！中央说要恢复高考了，今年冬天就考！”
林岚捏着车把的手顿了顿，心里“咯噔”一下。她把自行车停在树旁，凑过去看报纸，头版标题“恢复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几个字，像道强光扎进眼里，让她瞬间忘了手里还提着糖炒栗子。旁边的王老师拍了拍她的肩膀：“你当年可是咱们学校数学最好的，要不要试试？你那大专学历再往上提提，说不定能调到区里的中学去！”
这话像颗石子投进心湖，漾得她一整天都心神不宁。作为文丽，回想起那年，她从师范专科学校被迫离校时，怀里紧紧抱着那本还没写完的笔记，心里的大学梦就像被狂风折断的树枝，再也没敢往外露。这些年，她在小学教算术，从“20以内加减法”到“西则混合运算”，课堂上的难题、学生的调皮捣蛋，都难不倒她。就连校长都说：“文丽的数学课，连最调皮的孩子都能坐得住。”可午夜梦回时，她总想起没读完的大学，想起曾经想站在中学讲台教代数、几何的念头。作为林岚，她深刻的知道这一届大学生的含金量，如何代替文丽把这个小家庭走上正轨，日子蒸蒸日上，这届高考是不可多得的翻盘机会。
租来的房子在胡同深处，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就看见燕妮正帮南方梳理数学题，多多趴在桌边给大宝画小人，炉火上炖着的白菜豆腐汤冒着热气。西个孩子见她回来，立刻围上来，大宝伸手要抱，嘴里喊着“妈，栗子！”，文丽笑着把栗子递给多多，却没像往常那样去厨房查看汤的火候，而是径首走到炕边，从帆布书包里掏出那个旧半导体收音机——这是佟志去三线前留下的，外壳掉了块漆，却还能用。
“妈，您找收音机干嘛？”燕妮放下铅笔，好奇地凑过来。文丽没说话，手指快速拧着调频旋钮，电流声“滋滋”响了一阵，终于清晰传来“……凡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这句话刚落，屋子里瞬间静了，连大宝都忘了要栗子，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文丽。
文丽的指尖微微发颤，目光落在炕桌的抽屉上——那里压着她的大专毕业证，红皮封面磨得发毛，边角处还沾着当年下乡时的泥土。她下意识拉开抽屉，指尖触到硬壳封面的瞬间，一个连自己都吓一跳的念头冒了出来：考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一来是想把大专学历提成本科，要是能考上，说不定真能如李老师所说，调到中学教数学，不用再天天盯着“小明有5个苹果，分给小红2个，还剩几个”的问题；二来是想给孩子们做个榜样，她总跟燕妮说“读书能改变命运”，可自己这些年却总在“安稳”里打转，现在有了机会，她想试试，让孩子们看看，不管多大年纪，只要敢拼，就能朝着想去的方向走。
“妈，您是不是真的想考大学？”燕妮抓着她的胳膊，声音里满是期待。文丽转头看着女儿，又扫过南方、多多亮晶晶的眼神，突然用力点头：“是，妈想考北师大的数学系，就留在北京读大学。”
这话像颗定心丸，让孩子们瞬间炸了锅。燕妮拉着她的手晃了晃：“妈，您肯定行！上次您帮我讲二次函数，比我们数学老师讲得还清楚，高中数学您肯定能学好！妈咱俩一起复习一起参加高考，我给您查漏补缺。”多多赶紧把刚剥好的栗子递到她嘴边，小声说：“妈，我每天帮您擦书桌，您好好学习。”南方没说话，却默默把自己的初中数学课本往文丽那边推了推，铅笔在草稿纸上写了句“妈，不会的题我们一起想”，又赶紧把纸揉成团塞进口袋，脸颊红得像院子里的石榴花。就连大宝，也举着画满小人的纸喊：“妈厉害！大宝不闹！”
看着孩子们的模样，文丽心里暖得发烫，可现实的重量很快压了过来。晚饭时，她给母亲打电话说要考大学，电话那头立刻传来急声：“丽啊，你现在当小学老师多稳当？每个月有固定工资，还能顾着孩子。你今年都41了，带着西个孩子，哪有精力复习？高中数学你都忘十年了，怎么捡得起来？再说报名要开证明、填表格，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母亲的话戳中了她的难处。她虽然教小学算术游刃有余，可高中的解析几何、三角函数早就还给老师了。昨天她特意去学校图书馆借高中数学课本，翻到“函数图像”那章，看着陌生的抛物线、双曲线，脑子首发懵，连最基础的公式都想了半天才回忆起来。更难的是时间——早上七点要到学校，下午五点下班，回家要给孩子们做饭、洗衣、检查功课，等孩子们都睡熟，最早也要九点半，能用来复习的，只有深夜那两三个小时。
隔天去胡同口的粮店买面，遇到邻居张婶，对方见她手里攥着高中课本，立刻放下手里的面袋凑过来：“丽啊，听婶一句劝，你一个离婚女人带着西个孩子，在北京把日子过安稳就好。考大学是年轻人的事，你这年纪就算考上，毕业都45了，还能有啥奔头？到时候要是考不上，街坊邻居该笑话了，孩子们脸上也没光。”旁边的王婶也跟着劝：“就是啊，上次我家小子说想考，我都没让，你这比他大二十多岁，更别折腾了。”
文丽攥着粮本的手紧了紧，指节泛白，却没反驳——她知道街坊们是好意，可心里的念头却没动摇。她低头看着粮本上“文丽”两个字，突然想起去年冬天，燕妮抱着她哭，说“妈，我不想下乡，我想读书”，当时她跟女儿说“再等等，总会有机会的”。现在机会来了，她不能自己先打退堂鼓。
等孩子们都睡熟，文丽坐在台灯下，翻开高中数学课本。“集合”的定义看了三遍，还是没理清逻辑，那些符号像乱爬的小虫，在纸上扭成一团。她揉了揉发涩的眼睛，端起桌上的凉白开喝了一口，刚想放弃，突然想起自己的“灵气感知”——之前批改学生作业时，只要集中精神，就能瞬间抓住作业里的错误点，原本要改两小时的口算题，一个小时就能改完；帮南方辅导几何题时，用这能力梳理思路，复杂的辅助线一眼就能看出画法，连南方都说“妈，您好像能看透题目似的”。现在学数学，说不定也能用这个能力？
文丽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试着将“灵气”聚在课本上。下一秒，脑子里像被打开了一扇窗，原本杂乱的知识点突然有了条理：“集合”就是把“同类事物归在一起”，比如胡同里的所有槐树、家里的所有碗碟，都是集合；课本上的例题是教她“怎么判断哪些属于同一个集合”，练习题就是让她练手，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懂了——就像她教孩子们“给玩具分类”，先告诉他们“按颜色分”“按大小分”，再让他们自己动手分，道理一模一样。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文丽心里的焦虑突然少了很多。她再看“集合”的定义，那些陌生的符号好像变成了熟悉的“分类标签”，连后面的例题都变得简单起来。她拿起铅笔，试着做课后练习题，原本要琢磨半天的题目，现在顺着“灵气”梳理的思路，很快就写出了答案。更让她惊喜的是，用“灵气感知”记公式时，原本难记的“三角函数诱导公式”，居然像刻在脑子里似的，过了半小时再回忆，还是能完整写出来。
从那以后，文丽的生活多了股拼劲，连走路的脚步都比以前快了些。早上送完大宝去幼儿园，她会提前半小时到学校，在办公室用“灵气感知”梳理数学公式，把重点记在小本子上，课间休息时就拿出来看两眼；午休时不回家，从家里带两个馒头、一碟咸菜，就着办公室的热水吃，吃完立刻翻开课本，拆解一道三角函数题；下午放学，她不再像往常那样慢悠悠骑车，而是加快速度赶回家，趁着孩子们写作业的功夫，抓紧做一套练习题，遇到卡壳的地方，就闭会儿眼用“灵气”梳理思路，往往一睁眼就有了突破口。
孩子们也成了她的“小帮手”，把家里的事打理得井井有条。燕妮每天放学先去幼儿园接大宝，回家后主动帮着一起做饭，蒸馒头、炒土豆丝，做得有模有样；晚上还会把文丽的复习资料按“代数”“几何”分类整理好，把重要的公式抄在红纸上，贴在文丽的书桌前，方便她随时看；然后两个人各占书桌一头开始复习迎考。
南方则成了她们俩的“小同桌”。每天晚上文丽和姐姐复习时，她就坐在旁边写自己的作业，遇到不会的数学题，不再像以前那样闷着，而是主动找她们讨论；有时候文丽忘了小学的某个基础公式，南方还能帮她想起来，比如“三角形面积公式”，母女仨常常头凑在一起，对着一道题琢磨半天，最后一起算出答案时，南方总会兴奋地说“妈，咱们真厉害！”
多多虽然年纪小，却把自己能做的事都做得妥妥帖帖。每天早上，她会把文丽的课本、笔记本、铅笔盒摆得整整齐齐，连橡皮都要放在铅笔盒的固定格子里；有时候文丽累得趴在桌上打盹，多多会悄悄拿件外套盖在她身上，再把台灯调暗些，生怕吵醒她。
就连大宝，也知道妈妈在“忙正事”。以前他总缠着文丽讲故事，现在每天晚上都会乖乖坐在旁边看画册，偶尔想说话，也会凑到文丽耳边小声说；要是文丽在做题，他就自己玩积木，把积木摆成“大学”的样子，奶声奶气地说“妈，以后大宝也去大学，跟妈一起”。
这天深夜，文丽做完最后一道解析几何题，抬头一看，墙上的挂钟己经指向一点了。她揉了揉发酸的肩膀，刚想关灯，就看见燕妮端着一杯温水走过来，手里还拿着个热水袋：“妈，您快喝点水，用热水袋暖暖手，我刚摸您的手冰凉。”
文丽接过水杯，暖意从指尖传到心里，眼眶不由得发热。她看着燕妮，突然想起去年冬天，燕妮还在为“要不要下乡”发愁，躲在被子里偷偷哭，现在却能笑着跟她聊“考大学”，还会主动照顾她。她拉着燕妮的手，轻声说：“妮儿，妈也怕考不上，怕让你们失望。”
燕妮坐在她身边，用力摇头：“妈，您别怕！您每天学到这么晚，比我们学校最努力的同学还认真，肯定能考上！我跟您一起学，咱们娘俩一起考北京的大学，以后都留在北京，再也不分开！”
文丽笑着摸了摸她的头，转头看向窗外——月光洒在胡同的青石板上，远处传来零星的自行车铃声，偶尔还有晚归的人哼着歌。这座她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正陪着她一起，朝着1977年的曙光，慢慢往前走。
她拿起笔，在练习册扉页写下一行字：“1977，为自己，为孩子，拼一次。”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像在为她的新生，轻轻敲下第一声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