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棘手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终于出手了。通过中间人放出风声，若高更愿将《雷雨》转让，他们愿出价三千法郎，并提供两年意大利游学资助。这一数字足以让绝大多数画家当场签约。
我再次找到高更，把消息告诉他。
他在画室里停下笔，凝视着墙上未完成的新作??依旧是那间客厅，但人物已然不同，一个孩子蜷缩在角落，窗外不再是闪电，而是一轮血红的月亮。
“你知道吗？”他忽然开口，“小时候我家穷得连灯油都买不起。每晚睡觉前，母亲会点一支短蜡烛，说那是‘希望之光’。可每次我看向那微弱的火苗，总觉得它随时会熄灭，而黑暗才是永恒。”
我静静听着。
“罗斯柴尔德给的不是钱，是安全感。我可以去罗马，临摹米开朗基罗，可以摆脱贫困，成为‘体面’的艺术家。”他转过身，直视我，“可如果我接受了，我就再画不出《雷雨》这样的东西了。因为一旦开始讨好世界，灵魂就死了。”
我无言以对。
最终，高更回绝了罗斯柴尔德的提议。他在回信中写道：“**真正的贵族不在银行账户里，而在敢于直视深渊的眼睛中。**”
这句话很快被《费加罗报》引用，引发新一轮舆论风暴。支持者赞其“孤勇”，反对者斥为“狂妄”。但不可否认的是，高更的名字，已牢牢嵌入巴黎的文化神经。
展览开幕前一周，莱昂纳尔突然来访。他穿着一件旧式燕尾服，手里拎着一瓶科涅克白兰地，进门就说：“我来预演我的角色。”
“什么角色？”
“评论家。”他咧嘴一笑，“明天我要在《巴黎回声报》发表一篇长文，题目叫《高更与戏剧的第五维度》。”
我挑眉：“你要替他站台？”
“不，”莱昂纳尔倒了杯酒，眼神认真，“我要告诉所有人，高更的画不是‘诠释’了我的戏，而是‘超越’了我的戏。他把我写在纸上的台词，变成了能灼伤视网膜的火焰。这才是艺术家之间的真正对话??不是模仿，是共振。”
那一夜，我们三人??我、莱昂纳尔、高更??围坐在画室中央，四周挂满了《命运之屋》系列的草图。炉火噼啪作响，酒香弥漫。高更难得地多喝了几杯，话也多了起来。
“你们知道吗？”他喃喃道，“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交易所、巴黎、甚至这个世界。可当我拿起画笔，面对画布的那一刻，我才感到自己真实存在。就像……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母语。”
莱昂纳尔举起杯：“敬母语。”
我也举杯：“敬雷雨。”
玻璃相碰，清脆如钟。
展览开幕当天，天空阴沉，乌云低垂，仿佛随时会降下暴雨。沙尔庞捷的画廊外排起了长队，不仅有艺术爱好者，还有许多从未踏足画廊的工人、女仆、学生。他们听说这里有幅“能让人心跳停止的画”。
当第一位观众踏入展厅，灯光骤暗，唯有《雷雨》被一束冷白光照亮。留声机启动，雷声轰鸣，紧接着是女主角撕心裂肺的呐喊：“你以为你能逃开吗？血缘是锁链，命运是牢狱！”
许多人当场僵立不动。一位老妇人掩面哭泣；一名年轻军官摘下帽子，默默伫立良久；几个美术学院的学生跪倒在地，仿佛面对圣物。
整整七个小时，人流未曾中断。直到深夜闭馆，仍有上百人不愿离去，在街边冒雨等待明日重开。
三天后，《雷雨》被盗。
确切地说，是被人用利器割破画框背面，悄无声息地取走。现场未留下指纹，警报系统也未触发。唯一线索是一张夹在空画框中的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小字：“**它本就不该被凡人拥有。**”
全城哗然。警察搜查了所有可疑画商、地下拍卖行，甚至突击搜查了罗斯柴尔德府邸，却一无所获。
高更得知消息时正在修改新画作。他听完通报，沉默许久，然后淡淡地说：“让它去吧。”
“你不在乎？”我难以置信。
“在乎？”他笑了，“一幅画的价值，不在于它挂在谁的墙上，而在于它是否曾在某个人心里掀起风暴。现在，它自由了。也许正漂泊在某个陌生人的阁楼里，等待下一个被它击中的灵魂。”
我望着他，忽然明白，这个看似偏执的男人，早已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失败。
一个月后，一则匿名消息出现在《小日报》角落：挪威卑尔根一所中学的礼堂墙上，出现了一幅疑似《雷雨》的油画，据称是一位法国旅行者捐赠。当地教师表示，每当暴风雨来临，学生们都会聚集在画前，说“能听见里面的雷声”。
没人能证实真伪，但故事迅速传开，如同神话。
而高更，则带着仅有的几件行李，登上了前往马赛的列车。他没告诉任何人目的地，只在我临别时留下一句话：“我要去找没有电灯的地方。那里，人们还相信星星是神的眼睛。”
莱昂纳尔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些艺术家生来就是为了打破框架。他们不求被理解，只求在世界的表皮上划开一道口子，让真实从中涌出。高更的《雷雨》或许已被盗走，但它引发的雷暴，仍在我们每个人头顶盘旋。”
多年后，我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偶然听到一首土著歌谣，旋律苍凉古老，歌词大意是：“白皮肤的旅人带来了会发光的画，画中有雷，有泪，有说不出名字的痛。他住了一年，画了很多奇怪的房子，然后走了，说要去找‘最初的颜色’。”
我没问那画是否还在。有些东西，一旦诞生，就不再需要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