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传统的帝王有一套完整的儒家明君贤臣治国逻辑不同，嘉靖的小点子全是自己临阵抱佛脚总结的。儒家讲究一以贯之，就是把仁义二字贯穿到所有活动中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仁义的道德规训来解决。以前嘉靖接手这个皇位的时候也尝试过，将仁义贯彻到新政中。但发现不济事后也就接受了自己做不好一以贯之这个事情。对于别人在心里接受自己不是明君，可能挺艰难的，但对于嘉靖而言倒是心安理得，只要别让人看出来就行。既然自己不行，就留给后人当明君了。后人总会有更高的智慧。自己则退居修仙，把自己从朝政中摘出来，保住皇室名声，给要当明君的后人留一个大义名分就行了。直到看到杂家，嘉靖才恍然大悟。原来真不是自己错了，是天下真没有一以贯之的方法或者捷径。千百年来，儒学之所以不得寸进，大约都是费尽心力将儒学包装成可以“一以贯之”的捷径而误入歧途了。事实与儒学理论不符的，那一定就是人心的问题。人心不古可见一斑。于是有了理学、心学来进一步规范人心。不解决问题，只解决人，难怪南辕北辙，事与愿违。当接受世界没有“一以贯之”之法后，嘉靖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清澈了。在杂家看来，万物各有其理，其理不必相通。因此，每个理论、学派都有其适用的场景与前提。简言之，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因为“万物各有其理，其理不必相通”，那么就有必要兼容综合百家之长，不能局限于一家一姓之学说故事。破除了普适万物的绝对“仁义”，嘉靖心情通透多了。古往今来，迷信儒学的君主多，批判儒学的少，在批判的基础上，找到新的学问的君王更少了。仿佛一瞬间，嘉靖能感到自己达到了圣王的境界，至少在思想上达到了。虽然自己是依赖考古找到的旧学问。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杂家虽老，其命维新。朕虽老，其命亦维新。有了这些思路，嘉靖开始对各个学说的思想划定边界，特别是对儒学。避免什么分析决策，都得受到儒学评判的干扰。“吕芳，秦翰林那边什么情况？”嘉靖一开心说话也随意很多。“回主子，秦翰林好像疯了。据他妻子叙述，翻译万马先生书籍后回家就精神不正常了，说些离经叛道的话。今天上午陈洪去宣旨，意外发现其确实在书房默写很多离经叛道的东西，但不巧在人在今天已经完全疯掉了。只能押在昭狱，暂时关着了”吕芳有些半是遗憾，半是关怀地说道。“疯了，疯得好啊。人都疯了，就免了皮肉之苦吧。相关文字全部收缴，人就养在昭狱吧，既然疯了传出去，于国于家名声都不好。就让他安心在昭狱养着吧，这钱朕的内帑出了，告诉他的家人，可以探视。”嘉靖对于自己即使放弃了儒家却还如此仁义，多少有些自我感动。“主子如天之仁啊。”吕芳赶紧拱手拍马屁。“哎！说我仁慈，那我干脆就再仁慈一点吧。既然他都在昭狱了，也别闲着。四夷馆那帮人恐怕也快要完成剩下几本泰西书籍的初稿翻译了。都拿给他看看。让他帮忙斧正一下，免得关着后面真疯了。”：（）大明王朝1566之高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