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中秋夜，CIMK举办首次线上纪念仪式。全球二百多个城市同步响应，参与者打开同一段直播流：画面中央是一块白色幕布，背景音是《囚鸟》结尾那段百人低语“我记得……”。每隔一分钟，便有一位志愿者朗读一个名字??那些曾为真实付出代价的人。
从张默言，到田守义，到周文康，到陈楷，再到名单上的五十三位无名者。
最后一分钟，全场静默。然后，无数人同时打开手机闪光灯，对准天空。
那一晚，从纽约到东京，从伦敦到悉尼，再到乌鲁木齐和漠河，点点微光如星河升起。
国内社交平台再度封杀相关话题，但有人截取了这场“星光祭”的片段，配上字幕：“这不是抗议，是祭奠。祭奠那些教会我们如何凝视黑暗的人。”
视频标题叫：**《Z世代艺术家：我们记得，所以我们存在》**。
秋天来临之际，教育部悄然下发通知，要求各高校加强对“境外不良影视思潮”的防范力度，特别提及“以艺术之名行历史虚无主义之实的作品”。多所院校电影系课程被临时调整，《囚鸟》相关内容禁止讲授。
然而就在同一天，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新书《中国当代电影史（1978?2000）》，主编为著名电影学者程昭。书中专设一章《地火运行：八十年代地下影像运动》，详尽分析《灰墙》《春雷》等作品的思想价值，并明确指出：“这些影片虽未能公映，却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切片。”
书籍上市即售罄，豆瓣评分高达9。6。评论区第一条热评写道：“原来教科书也可以说实话。”
方星河受邀为该书写序。他在最后写道：
>“有人说我们制造对立。可真正的对立从来不是发生在观众之间，而是发生在记忆与遗忘之间，良知与权力之间，人性与冷漠之间。
>我们拍电影，不是为了赢奖项，也不是为了煽动仇恨。
>我们只是不愿让下一代活在一个连提问都被预先禁止的世界。
>当你说‘这不重要’的时候，请想想那个在井盖下藏了三十年胶片的人。
>他相信重要。
>所以我们也必须相信。”
冬天再次降临。
某日凌晨三点，方星河收到一条加密消息：**“找到了。L-8849名单上最后一个活着的人，在云南腾冲。姓林，曾是怒江文化站放映员。愿意见你。”**
他立刻订机票，带上摄像机出发。
在滇西山区一间老旧木屋里，他见到了那位老人。八十二岁，白发如雪，腿脚不便，但眼神清亮。
两人相对无言许久，老人终于开口：“我知道你会来。我等了三十八年。”
他从床底拖出一只铁盒，打开后，竟是整整一盒未冲洗的16毫米胶片。
“这是1986年夏天，我们在傈僳族村寨拍的纪录片。讲一群农民自编自演话剧《觉醒》，批判官僚主义。上面派人来收缴，我们连夜把胶片藏进茶砖，运了出来。”
方星河双手微微发抖：“能……能让我看看吗？”
老人点点头：“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
“把它放给更多人看。不止中国人，也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不是只会顺从的民族。我们一直都在反抗，用笔，用镜头，用沉默的方式大声呐喊。”
一周后，这段名为《茶砖里的光》的修复影像在日内瓦人权电影节秘密首映。现场观众全体起立致敬。
而在国内，一段短视频悄然流传：某大学电影课堂上，教授假装播放教学案例，实则切换成《囚鸟》片段。学生们心照不宣地安静观看，有人悄悄流泪，有人攥紧拳头。
监控摄像头拍下了全过程。
但第二天，教室黑板上仍写着一行粉笔字：
**“昨夜风兼雨，梦里尽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