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天子开征矿税后，孙隆一人身兼苏，松，常，镇四地税监。
苏州当时的规矩是只征行商，不榷坐贾，商税的大头靠浒墅关钞税六万五千两撑着。
孙隆任苏州织造多年，与百姓一直相安无事，还多次请天子宽免苏州织造。但天子也是缺钱急红了眼，下令孙隆开征商税。
得了天子之命后，孙隆即对苏州商贾收市肆门摊税。
要知道苏州乃天下最富庶之地，一年商业流通金银达几千万两，若真要征收营市肆门摊税，少说一年可得几十万两。
但不知是孙隆太贪婪，还是下面人乱来，他们制定的商税极高，肩挑步担，十抽其一；各色店铺，十抽其二；机坊则十抽其三。
此举顿时遭到了苏州织户的反对。
因为织户本就承受着织造重役，每年机户就要为织造局提供丝绸作为皇家之用。
孙隆再对织户征收商税之下，导致了苏州织户起义。
当时苏州有一织户名为葛成苦于催征，于是决心举事。他振臂一呼，顿时得到千人响应，万人支持，将孙隆手下的税官税吏杀了不少，孙隆一把年纪了不得不**逃离苏州。
此事一出，官府派兵镇压准备收罗起事百姓，葛成却主动自，出面一人扛下所有。
苏州全部士绅百姓联名上疏为葛成求情，甚至申时行也来信再三过问。迫于压力，苏州官府不敢处置葛成。
听李汝华这么说，林延潮看了对方一眼道：“抚台所指是进来苏州府税监之事吧，此事本阁部略有耳闻，这以往农民起事，朝廷都要追究地方官之责，再行安抚，那么机户起事朝廷就不问责任，也不安抚百姓？民者，国之本也，不论是桑农，还是机户都是四民之一，皇上的子民，我等为官当一视同仁，心中不能有丝毫偏移才是。”
李汝华离椅躬身道：“阁老所言极是。”
林延潮伸手示意李汝华坐下，然后笑道：“如李抚台所言苏州的商税每年经手几千万，朝廷却不能征一文，以至于国库税入少了这么大一块，此事朝廷绝不能坐视不理。但是要如何催征？如今此法行不行？这些又另当别论了。”
李汝华闻言大喜道：“启禀阁老，这些年来苏州徒有重赋之名，却没有重赋之实。当时一直以来苏松地方官员在朝廷为官太多，一旦要对苏州府征收商税，恐怕难以成事。”
李汝华此话说的是事实，明初时朱元璋就对苏松实行重赋，然后还规定了浙江、江西、苏松人不能在户部任职，据说此举是生怕有苏松的官员有私心。
即便如此，朱元璋还是不放心还在圣训了加了一句‘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但太祖千算万算却没有想到，苏松田赋虽极重，但还是在商税上钻了他老人家的空子。
所以苏州徒有重赋之名，却没有重赋之实。
至于太祖防了苏松官员不能进户部，却不能防其他，远的不说，就说近的，申时行，王锡爵这两任辅都是苏州人士。
这时毕自严突出声道：“阁老可向皇上建言废除苏州织造，如此换取朝廷上下通过对苏州征收商税。”
李汝华闻言身子，第二度对身旁这名粗犷大汉刮目相看。
毕自严缓缓道：“国初时岁造一年不过一千五百余匹，到了天顺年间已加增至七千匹，至今上亲政后岁造增至万匹，如织彩大红纱一匹值银十五两，但织造局命苏州地方官府只给银六两五钱一匹。其中为中官盘剥无数，以至于苏州机户几无喘息之地。”
“下官以为可以免去苏州织造局，开征收商税，再拿出部分苏州府商税所入，充作内府金花银，再从民间选定皇商为宫中织造。如此皇上，官民皆是给便。”
李汝华闻言摇了摇头道：“此事牵动皇上，中官，织造局，苏州官府，士绅，商贾，机户多方，此中彼此利益纠结，要动刀子着实不易，此事还需三思后行。”
李汝华口中虽这么说，但对此人刮目相看。
毕自严却道：“有劳抚台大人动问，此事下官昨日已是上疏。”
李汝华闻言大吃一惊。
毕自严正色道：“不仅是苏州，下官自任京官以来见闻犹多。这王畿为四方之本，而今天下百姓多穷困，而北直隶犹盛。”
“原因何在？”
“成化年间勋戚占田四万五千顷，至弘治年间皇庄，勋戚占田已达二十万顷，而到了武宗年间，皇庄从五座，一下子增至三百余座，仅皇庄即二十万顷，其中侵吞民田两万余顷。而今皇庄皇店遍布京师。”
“直隶每亩纳粮一百七八十文，杂差多至三四百文。百姓避无可避，唯有投献，这天下病国在宗室勋戚，而病民则在皇庄皇田！”
“要固国本必须厚民生，厚民生必须抑兼并，要抑兼并必须从上至下，从皇庄不废织造不除，国家一日没有希望！”